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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论语》与日本“企业之父”   

2013-05-18 02:37:39|  分类: 人生哲理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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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论语》与日本“企业之父”
日本企业界学习中国经典具有悠久的传统,而开创这一优秀传统的就是日本工商业与现代化的奠基人,被誊为“日本企业之父”、“日本近代经济的最高指导者”、“日本现代文明的创始者”的涩泽荣一。涩泽荣一是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企业家,他从《论语》中学到了智慧,一生创办了五百家企业,涉及银行、钢铁、造船、矿山、铁道、纺织、造纸等很多行业,是日本第一家银行与股份制公司的创始人。
当然,涩泽荣一对日本现代化最大的贡献不是在工商业,而是为日本发展市场经济与实现日本现代化建立了核心价值观,为日本企业界树立了精神支柱与道德准则。为此,他还专门写了一本《论语与算盘》以指导日本的商人和企业家。他根据孔子“君子爱财,取之有道”的思想,他提出了“士魂商才”与“义利合一”的观念,强调伦理道德与工商经济的统一,用他自己的话来说,就是要“一手拿算盘,一手拿《论语》”。他呼吁日本人都应该“一手拿算盘——从事工商经济活动,一手拿《论语》——恪守与人为善,取财有道的道德法则”。
对于涩泽荣一而言,《论语》就是他的《圣经》,就是他从事管理的经营宝典,他曾满怀崇敬地说,“《论语》我实践了,证明了!它实现了我的梦,是我成功的法则。实践《论语》,就能实现理想人生的最高境界。因此,《论语》是成功者与管理者的必读书。”
每当遇到任何管理难题,涩泽荣一就会像遇到生字就查字典一样地翻阅与研究《论语》:“公司要经营好,最重要的因素是人,没有人才,公司必然失败。因此,我在银行和各种公司的经营中,为了成功,不得不考虑人在经营中的行为规范与准则。《论语》就是这个规范与准则的标准,遇到问题从《论语》中找答案,是绝对不会错的。”
涩泽荣一为日本的现代化进程确立了一条正确的法则——不以牺牲日本民族文化作为代价实现日本现代化,而自涩泽荣一以后,日本的企业几乎家无一例外都遵循它的管理思路,他们不仅在《论语》中找到了适合自己本民族发展的管理模式,而且实现了人生的自我升华。
在涩泽荣一那本被称为“商务圣经”的《〈论语〉与算盘》一书中,他把自已成功经营的经验归结为”“《论语》+算盘”。
日本的传统观念与中国一样,都认为工商是民之末而加以鄙视。涩泽荣一在对《论语》进行了透彻的研读之后,对这种观念提出了大胆的挑战。他认为孔子并不反对富贵,孔子所反对的只是不仁不义的富贵;如果是仁而义的富觉,孔子自己都会去追求。在《〈论语〉与算盘》中,涩泽荣一引用了孔子的许多话,如:“富与贵,人之所欲也”、“贫与贱,人之所恶也”、“不义而富且贵,于我如浮云”、“富而可求也,虽执鞭之士,吾亦为之。如不可求,从吾所好”、“自行束请以上,吾未尝无诲矣”。涩泽荣一通过《论语》破除了日本人耻言富贵的传统观念,为工商人士树立了追求利润的合理动机。涩泽荣一认为孔子不仅提出要富民,而且指出富民的最终目的是强国,“百姓足,君孰与不足?百姓不足,君孰与足”。根据孔子的这一思想,涩泽荣一指出,要使人民富裕,国家富足,必须走工商兴邦的道路。
涩泽荣一对《论语》的全新诠释,为合理追求财富作了神圣解释,为日本经济的兴起奠定了精神基础。
涩泽荣一在《〈论语〉与算盘》中提出了“士魂商才”的儒商人格理想。儒家传统要求君子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,即通过自身的道德磨练成就以仁道治天下的大业,简言之,就是“内圣外王”。涩泽荣一对“内圣外王”进行了创造性、现代化的转化,要求工商界人士既要为儒,追求“内圣外王”的理想人格,又要为商,追求企业经营的最佳效果而具有工商贸之才,这就是“士魂商才”。在此基础上,涩泽荣一提出了“义利合一”的经营理念。所谓“义利合一”有两层含义;一是以公益为利,义利不分。涩泽荣一解释《论语》“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”时指出,只要是对国家公众有益的事业,就应该出于“义”去做,即使有所亏损也在所不惜;而有损于国家公众的投机事业,必须舍弃。“义利合一”的另一层含义是不应否认工商谋利活动有其正当价值,但必须用伦理道德对其进行规范指导,涩泽荣一用《论谋》中“富与贵,人之所欲也,不以其道而得之,不处也”作为他这一观念的证据。“义利合一”思想既承认商业活动中谋求利润的合理性,又要求用《论语》对谋利活动进行引导和规范,实际上就是用道德“义”保证工商活动的合理性。“士魂商才”、“义利合一”的经营理念得了日本近代工商业者的广泛认同。
1840年出生的涩泽荣一自幼便修汉学与习剑,但明治维新改变了他的命运。1867年,他作为日本使节团成员出席了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,后又在欧洲游历将近二年。当时欧洲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制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,这为他以后的活动奠定了基础。回国后,他受明治新政府之聘在大藏省任职,曾升任大藏大臣。但不久便辞职“下海”,投身实业,业务遍及金融、铁道、海运、矿山、纺织、钢铁、造船、机电、保险、建筑等众多领域,堪称日本近代的“实业之父”。
《论语》代表仁义、伦理和道德,而“算盘”当然是“精打细算”、“斤斤计较”的“利”的象征。涩泽荣一认为,传统观念总把“义”与“利”对立起来,这从中国古代到西方古代都有种种说法,如中国儒生有“为富不仁”之说,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也有“所有的商业皆是罪恶”的论述。这些观念的形成当然是与一些不法商人的种种不当牟利有关,以至形成“无商不奸”的看法。但是,当把这种观念绝对化之后,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却产生了极大的害处。因此,他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要通过《论语》来提高商人的道德,使商人明晓“取之有道”的道理;同时又要让其他人知道“求利”其实并不违背“至圣先师”的古训,尽可以放手追求“阳光下的利益”,而不必以为与道德有亏。他说:“算盘要靠《论语》来拨动;同时《论语》也要靠算盘才能从事真正的致富活动。因此,可以说《论语》与算盘的关系是远在天边,近在咫尺。”他认为,“缩小《论语》与算盘间的距离,是今天最紧要的任务。”因为不追求物质的进步和利益,人民、国家和社会都不会富庶,这无疑是种灾难;而致富的根源就是要依据“仁义道德”和“正确的道理”,这样也才能确保其富持续下去。为此,他提出了“士魂商才”的概念。也就是说,一个人既要有“士”的操守、道德和理想,又要有“商”的才干与务实。“如果偏于士魂而没有商才,经济上也就会招致自灭。因此,有士魂,还须有商才。”但“只有《论语》才是培养士魂的根基”,因为“所谓商才,本来也是要以道德为根基的。离开道德的商才,即不道德、欺瞒、浮华、轻佻的商才,所谓小聪明,决不是真正的商才”。
他认为,后儒对孔子学说误解最突出的是富贵观念和理财思想,他们错误地把“仁义正道”同“货殖富贵”完全对立起来。所以,涩泽对孔子的财富观作了一番论证和说明。他对《论语》和《大学》有关论述的分析表明,孔子并无鄙视富贵的观点,只是劝诫人们不要见利忘义,不要取不义之财,也就是《论语?泰伯》所说“邦有道,贫且贱焉,耻也;邦无道,富且贵焉,耻也”。人们对孔子“义利观”最严重的误解是把“利”与“义”完全对立起来,结果是“把被统治阶级的农工商阶层人置于道德的规范之外,同时农工商阶级也觉得自己没有去受道义约束的必要”,“使得从事生产事业的实业家们的精神,几乎都变成了利己主义。在他们的心目中,既没有仁义,也没有道德,甚至想尽可能钻法律的空子去达到赚钱的目的”。但这种利己主义会把国家送上不归路,正如《大学》所说:“一人贪戾,一国作乱。”就是说,由个人的贪戾这种细微小事发展下去,就会导致国家动乱这类惊天动地的大事。所以,修身养性,提高道德是不能忽视的。另一方面,他又认为,空谈心性,鄙视实业,也是导致国弱民贫的一个重要原因,所以他强调指出:“仅仅是空理空论的仁义,也挫伤了国家的元气,减弱物质生产力,最后走向了亡国。”因此,他主张,“谋利和重视仁义道德只有并行不悖,才能使国家健全发展,个人也才能各行其所,发财致富。”他还以自己的经验来说明《论语》与“算盘”可以一致,并行不悖,并明确表示一定要把《论语》作为商业上的“经典”。他的工作“就是极力采取依靠仁义道德来推进生产,务必确立义利合一的信念”。
现在,谁也不会否认“义”与“利”应如车之两轮、鸟之双翼,缺一不可;也只有“义利合一”,两不偏废,人类社会才能幸福,才有希望。当一个社会处于转型时期,各种规章制度、法律法规极不健全时,社会就为个人的非法牟取暴利留下了巨大空间,但在这种情况下,道德的自律就更显得重要。今天的市场经济本身即以契约、诚信为基础,如果没有道德的依托,市场经济的架构最终将无法建立起来。所以,即使在今天,《论语》与算盘也应该合而不能分,合则两利,分则两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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